日本,与中国并不相似

来源:   2015-10-10 00:21  编辑:  人气:

导读:  周雨霏:   旅日学者,长居大阪。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衣带水的关系”成了中方常用的固定词汇。   此后,勤劳善良的日本人民和他们含蓄、欲说还休的民族性通过翻译过来的山口百惠、小鹿纯子和阳春面的故事被介绍到中国,使当时极少出国的国人们天真

  周雨霏:
  旅日学者,长居大阪。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衣带水的关系”成了中方常用的固定词汇。
  此后,勤劳善良的日本人民和他们含蓄、欲说还休的民族性通过翻译过来的山口百惠、小鹿纯子和阳春面的故事被介绍到中国,使当时极少出国的国人们天真地以为,这些住在小岛上的人们与我们“同文同种”,有着相似的思考模式和价值观。这种对“相似性”的估算失实,也导致了中方与日方难以弥合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差异。
  谈到战败国的历史认识问题,国人常拿德国来对比日本,认为德国的认罪和反省态度比日本更积极。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隐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欧洲战区的“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与“大东亚战争”完全不同。
  1960年,当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将外逃在阿根廷的专门负责运送、屠杀犹太人的前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绑架至耶路撒冷之后,负责审讯艾希曼的审讯官莱斯与艾希曼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莱斯先生,我想问您一个私人的问题。您有兄弟姐妹吗?您的父母还健在吗?
  ——我母亲在1933年死于癌症,在柏林;我的父亲,被您,在1943年1月12日安排的最后一辆火车,从夏洛腾堡运往柏林。然后从那里运到了,奥斯维辛。
  ——噢,那真是太糟糕了。
  除了出身于柏林的审讯官莱斯之外,涉及艾希曼案件的摩萨德特工、06号办公室的办案组人员,大部分是前德国犹太公民,甚至负责审判过程的三名法官,也都是在德国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期,并且受到德国式的教育通过司法考试的犹太人。
  魏玛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不久前在柏林的犹太人纪念馆,看到20年代末期,一位不怎么出名的柏林犹太青年作家留下一页手记,写到他与柏林犹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既是名副其实的犹太人,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德国人”。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前夜,反犹主义盛行之前,大部分德国、捷克、奥地利的犹太人并没有认为自己作为纳税、营生的公民与雅利安人有太多不同。直到希特勒上台,同性恋、共产党和犹太人才被公然作为异己分子和人民公敌,被硬生生从他们的故乡、他们的母体社会中剥离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三帝国之前的德国犹太人群体,原本就是长在德国社会这个躯干上的一截肢体、一组器官。即使在大屠杀中有近600万人丧生,那些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战后依然与年轻的联邦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在战后德国的公共圈里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汉娜·阿伦特、茨威格、爱因斯坦、阿多诺与霍克海姆……战后德国针对历史问题的公共意见,始终是在犹太裔国民,或者是犹太裔前国民的注视和参与下发展起来的,这就避免了社会舆论倒向自言自语的恶循环——正如我们在今天的日本所看到的。
  受害者的“在场”和“缺席”,是日本和德国战后历史观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差别。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中国人和朝鲜人从来没有在日本社会中扮演过类似德国犹太人的角色。更甚之,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本身就是建立在“脱亚”这一舶来的文明论上的。从福泽渝吉到内村鉴三,鸦片战争以来的清王朝悲剧和开国之后的日本崛起,让一代代日本思想家意识到,亚洲是一个停滞的、落后的、野蛮的文明,而只有正巧处于亚洲边缘的日本,依靠其独特的国体和精神,才得以成功地脱亚入欧,跻身于世界先进文明的行列。
  在甲午战争期间,陆羯南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战斗檄文《征夷的王师》,称“吾王师今次前去讨伐东洋——野蛮大国,王师之成败即是文明之优劣”。由此可见,日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主张,始终是以中国作为对比对象、作为参照物而形成的——简而言之,强调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本质区别,是贯穿日本近代思想史的主轴之一。
  所以,单纯地从道德上批判日本官方与民间的右倾化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战后德国的历史认识,是建立在受害者和加害者共通的价值观、道德观上,通过有效的磋商、冲突和不断修正来逐渐完善的。而对于大东亚战争的讨论,则是一个个自我运转的公共圈,像是相互孤立的小行星,在“一衣带水”的假象下自言自语。
  ●周雨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