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国学热是道德自救

来源:   2015-10-10 00:20  编辑:  人气:

导读:     我的命运并不坏   北京晨报:背上出身不好这个包袱,您是否觉得命运太不公平了?   唐翼明:其实我的命运并不坏。20岁时,我因为组织诗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实我们没写什么坏诗,我被关了起来,当时想,不知道得判多少年刑。恰好“文革”开始了,大家一乱

 
  我的命运并不坏
  北京晨报:背上出身不好这个包袱,您是否觉得命运太不公平了?
  唐翼明:其实我的命运并不坏。20岁时,我因为组织诗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实我们没写什么坏诗,我被关了起来,当时想,不知道得判多少年刑。恰好“文革”开始了,大家一乱,也没心思管我了,就把我给放了。“反右”时,我15岁,恰好不够当右派的年龄。
  几次大学没考上,我去中学当了几年老师,36岁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当时国家规定,报考者最大年龄不能超过36岁。如果我早生一年,或者晚恢复高考一年,我就都赶不上了,这辈子也就别想改变命运了。
  在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唯一能改变身份的途径就是读书。在研究生班,我和易中天都是高中毕业,完全靠成绩翻上来的,如果当时学术界也腐败了,我们恐怕也就没什么指望了。所以什么腐败,学术绝不能腐败,古代科举监考官出行,乘八抬大轿,后面跟着就是虎头铡刀,一旦徇私舞弊,定斩不饶,因为皇帝也明白,这是下层向上的通道,一旦堵塞,后患无穷。
  总之,几件巧事我都赶上了,我的命运不算太坏。
  被外面的世界吓了一跳
  北京晨报:您1982年去了美国,那时大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对外部世界很不了解,您当时的感受如何?
  唐翼明:刚开始没多想,先在香港待了几天,觉得很奇怪,怎么有这么多水果摊,橙子这么大这么漂亮,当时在武汉市,只要有水果卖,肯定要排很长的队,就算买到了,也是又小又烂。到东京转机时,进厕所时吓了一跳,我第一次看见擦手纸,那么好的一大张纸,擦擦就扔掉了,我感到很心疼,我写字都没那么好的纸。到了纽约,简直惊呆了,想不明白,这真是人建造出来的吗?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没有政治辅导员,感觉很不适应,不知道谁来管我,我该向谁汇报思想。当时最不理解的,是同一款杯子在不同商店里价格不一样,两家店隔得也不远,我觉得很震惊:怎么就没人管这事呢?这不无法无天了?
  北京晨报:现在看来,真像笑话一样。
  唐翼明:是啊,可惜我当时没有把自己的感受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当时真觉得像阿拉丁神灯的传说一样,慢慢地,习惯了在美国的生活,从一开始的惊讶,到后来的反省,慢慢开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彼此的差距。
  国学是自下而上热起来的
  北京晨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有了您这样的经历,为何却对国学情有独钟呢?
  唐翼明: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保持了高速增长,这很不容易,但发展的同时,精神上也出现了一些困境,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今天大陆所谓的“国学热”,并不是几个教授发起的,而是自下而上热起来的,说明大家有要求,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文化自救,道德自救。
  北京晨报:如果国学真那么好,当初它为什么会边缘化?
  唐翼明:是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在当下,国学热有积极作用,但也有可能产生负面和消极作用。但要看到,国学被边缘化是政治替代伦理教育的结果,在相当时期,我们的德育标准是“红”,目的是培养政治正确的接班人,对提升道德操守、个人品格关注不够。如果说社会进步犹如大河奔涌,我们不能人为地割裂它的历史脉络,可曾几何时,我们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拔掉了历史的根据,在家庭教育中也如此,“文革”时,父母教育孩子都要和社会保持统一,生怕说错了话,被子女揭发。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侵蚀,加上中小学生功课压力太大,家长不太敢对孩子进行道德、品德教育。在这种局面下,把被异化的传统恢复起来,还是有好处的,对于民间的热潮,应该首肯。
  “国学热”与“五四精神”不冲突
  北京晨报:今天谈国学,大家不免会问,难道“五四”前贤们开辟的道路错了吗?
  唐翼明:“五四”以来对传统的批判,从大方向看没有错,传统中国文化确实有落后的一面,但“五四”以来的批判中也有偏颇之处,比如把传统看得太低,左派右派都蔑视传统,都在搞全盘西化。
  传统中国文化有弊端,被当时腐朽的权力利用,成了拒绝发展、拒绝改变的挡箭牌。但时代的真问题是进行制度变革,不是一股脑地否定传统文化。
  同样,今天的“国学热”也绝不是要埋葬“五四”以来近百年的努力,对于国学,大家可以开放式地讨论,多元并存,不能把它意识形态化。只要坚持开放、多元,就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传统同样可以与时俱进。国学被否定了几十年,现在刚刚开始恢复,短期内也许会泥沙俱下,但对它的负面作用不宜过分渲染,一个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如果只允许一个标准,那么不仅国学不行,再好的学问都不行。
  国学和现代性可以和谐并存
  北京晨报:从历史上看,国学并没有内生出现代性来,为什么还要坚守这条道路呢?
  唐翼明:国学虽然没有内生出现代性来,但它和现代性可以和谐并存。国学中也有自由、平等的观念,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原儒思想还是很亲切、可爱的。但要看到,儒家是一套心性理论,有独到的功能,但不能夸大为无所不包,儒学并不能导致好制度诞生。一个人提高了个人修养,可能会成为好的政治家、商业家,但这不能替代政治制度、商业制度的建设,在今天,既不能用制度建设替代国学,也不能用国学来替代制度改革。
  北京晨报:如果将国学与制度分别对待,那么国学确实与现代性不矛盾。
  唐翼明:就是啊,原儒是有普世精神的,孔子并不是为一人、一国服务,而是为人人求解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都是一样的,孔子也从没说过只有鲁国人可以信儒家,其他国家就不行。在我看来,儒家与现代思想接轨不太难,只要不错误地去延伸它,儒家本身无法推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要把它放在心性的领域。
  新文化运动也有负面作用
  北京晨报:既然这一代人已经基本忘掉了国学,再去恢复它有什么意义呢?直接用舶来的人文成果不就行了吗?
  唐翼明:问题是舶来的成果很难扎下根去,新文化运动就是这样的一次尝试,过去大家都称赞它的积极作用,但很少有人谈到它的负面作用,我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意见的人。
  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这确实方便了与现代科学的勾连,用文言文至少是很难陈述化学公式的,但这却松动了与历史的勾连。
  首先,词义变了,许多固有的东西没了,比如“仁”,在白话文中基本被革掉了,剩下的不过是“麻木不仁”这样的贬义词,再比如“礼义廉耻”,这些概念基本退出了我们的日常语境。
  其次,停止使用一套符号系统,则寄托在其上的文化意义就会被淡忘,比如繁体字所代表的价值意义,现代人已不易感受到。
  在今天,我们已很难找到自己的文化传统,许多自古就有的普世价值被遗忘,只好从外部舶来,可我们都知道,嫁接比移栽要容易成活得多,再好的枝条,也要扦插到本土植物的根上,这样才能吸取本地的养料,既开花,又结果。如果总是从头再来,舶来的概念将无法吸取中国本土的深层营养,结果必然会一次次重复“橘生淮北则为枳”的窘境,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最终都会蜕变成专制主义。
  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创新
  北京晨报:遗憾的是,这样的误区颇重复过几次。
  唐翼明:因为对于一些挫折,我们从来没有深刻地反省,只是笼统地说做错了,究竟错在哪里,没有讨论,也不喜欢提起,这样社会就没免疫力,结果就会不断重复着荒谬。
  我觉得,文化在提倡创新的同时,不能忽略继承传统。文化是需要保守主义的,因为文化中保守的成分远远大于创新的成分,一个伟大的作家,一辈子能创造出几个新词,真正被读者们接受,这就是很了不得的贡献了,剩下99.99%以上的部分,还是要用传统的老词。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也如此,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创新。
  把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今天勾连起来,认清过去往前走,这才是更积极的态度。一味自轻自贱,固然也是前进的动力,可还是拥有充分的自尊自信,显得更健康一些。陈辉/文